一个清白的、活生生的人轻易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，又或许是劳拉的沉默让他们稍微放了点心。

两年后，1935年，劳拉主动把把柄送上门来了。

她在为茱莉亚贿赂阿尔弗雷德·瑙约克斯的时候，被他认了出来，发现她就是那个该死的、偷听的家教，而他终于找到解决她的办法了。

于是劳拉的名字，出现在1935年慕尼黑勒本斯波恩中心成立后，第一批自愿加入“生命之源计划”的申请书上（第31章）。

但可惜，还是让这个狡猾的女人逃脱了，虽然劳拉本人直到1937年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偷看出生婴儿的档案时才知道这件事，后知后觉的吓了一跳。

现在看来，这是舒伦堡的手笔。

又过了两年，也就是1937年，舒伦堡升任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，担任德国内政部专员和保安总局第1分局下第1行政处处长。

虽然劳拉到现在都没搞懂为什么，但她猜想是舒伦堡在调查阿尔弗雷德·瑙约克斯的过程中，发现她这个倒霉蛋也曾经干过贿赂的坏事，于是便一直监视她，最后才找上门的。

面对劳拉的质疑，舒伦堡当时咳了两声，“唔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一直偷偷监视你的可不是我，而是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但他不能说。

即使舒伦堡嘴上说着“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”，她给他打黑工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但劳拉知道，纯粹是因为她落了把柄在舒伦堡手上。

“贿赂党卫军”、“帮助犹太人”，不管是哪条看起来都像是重罪，不被关上几年大概是出不来的，舒伦堡的意思大概是“要么我们走流程把你送进集中营，要么帮我们把他们一锅端了”。

劳拉选择了后者。

之所以选择从卡尔滕布鲁纳少校下手，是因为他似乎是这群人中最高调的一个。

舒伦堡起初调查到他妻子的账户有异常大笔的资金流入，但他声称是给妻子的“周年纪念礼物”，不久，他在德国赫赫有名的“海边白城”海利根达姆小镇购置了一座房屋，将一位情妇安置在这里。

光是为情妇购置房产、珠宝、衣服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支出，甚至远远超过他这位党卫军少校每年的薪资收入，而这些钱从哪里来，一目了然。

这还不是最惹眼的，重要的是，似乎他那位情妇在慕尼黑勒本斯波恩中心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并且在生下孩子后便消失了，舒伦堡猜测她因为某种原因已经身亡。

情妇、私生子、一个普通人的身亡并不能对一位纳粹军官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顶多是名声受损，不过是在他的累累罪行上又添一个无足轻重的砝码。

但舒伦堡这只狐狸不会放过蛛丝马迹，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，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同样，舒伦堡让劳拉进入占领区的犹太隔都和集中营工作的目的也是如此，每当死亡和威胁降临时，总有人愿意为生命支付高昂的价格，向敌人投降，或者贿赂敌人。

事实证明，小狐狸的敏锐是对的。

舒伦堡顺着卡尔滕布鲁纳少校扒下去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牵连出一大堆人。

从卡尔滕布鲁纳少校，到瓦格纳医生、党卫军施瓦茨上尉、阿尔弗雷德·瑙约克斯少校以及维克斯准将，从慕尼黑达豪集中营，到勒本斯波恩中心和波兰犹太隔离区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牵扯其中，数以百万计的资金，就连帝国审计总署都无法查清来源和去向。

这其中积累起来的金钱和珠宝，在许多情况下都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登记，因此永远无法知道，是否有没收来的财物被侵吞，又被侵吞了多少。

从1933年到1940年，这桩“帝国腐败案”终于缓缓浮出水面。

告别弗里德里希，离开地下酒馆，劳拉莫名长舒了一口气。

虽然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·希姆莱对腐败问题高度“关注”，甚至作为德国警察的最高长官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腐的主管领导。

对于党卫军法庭总部，希姆莱坚持要求“对任何形式的行贿受贿行为，务必从重严惩”，但他本人的道德呼吁与党卫军和警察法庭的反腐活动与事实真相，则形成了极为讽刺的鲜明对照——党卫军恰恰是最腐败的机构之一。

事情发展到今天，劳拉已经完全无暇思考到底为什么自己掺和进来了。

“帝国腐败案”牵扯到的人数不清，劳拉不过是其中的倒霉蛋之一，只不过她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。

说实话劳拉不指望这些人真的被抓住关起来，希姆莱大概也不会真的对他们怎么样，但毋庸置疑，这件事是多年以来令她担惊受怕、辗转难眠的根源之一，而如今总算有个结果了。